当然，傅雷先生说的也没错。生命本来就分两类：一类是力透纸背的英杰，一类是轻描淡写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凡人。他们的出现不分时代，没有孰重孰轻。英杰可以称出时代的质量，凡人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只是看你关注哪一部分而已。前者，如那些抱定主义、血染沙场的人们，以百年之身怀千岁之忧，奔走、呼吁、唤醒……他们是大江东去淘下来的金，是历史画卷中或浓或淡的一笔。而绝大多数的生命是后者，是从《清明上河图》中走下来的人物：所谓朝代更换、政治风云只不过是他们生活的背景、命运图案的底色。他们所关心的大约就是“力透纸背的生命”所哀怒的，那些琐屑的、蝇营狗苟的事。

　　父亲是平头百姓一个，谈及日本，他似乎也有着朴素的“国家恨、民族仇”，但他对日本鬼子的记忆却仅是一个带枪的男人给了他一粒糖，那年他大概五岁。

　　伯父是当过兵的，参加过国共战争，但每次被对方俘获，立刻“变节”，这么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问他，他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得活着回家。

　　家里请的钟点工是个兼差的私企工人，谈及自己的老板是一肚子的怨气，但末了又总结：他再不好，也是给了咱一碗饭吃，就为这也得感谢人家。

　　春节前，父亲不慎摔伤了腿，住进医院，让我 “有幸”结识了更多的这样“不彻底”的人物。同病室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是重型卡车装配线上的工人，工作时被两吨重的车架砸在了小腿上，已入院三个多月。他告诉我们，他算是万幸了，因为厂子最近五天已经死了四人，全是被流水线上滑下来的车架砸死的。另一位住在隔壁病房，大年初一被车撞了，全身五处骨折，医院让交六万元押金方能手术，但无论他们还是肇事方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一直那么咬着牙呻吟着躺在病床上，直到十天后凑足了钱才推进了手术室。他年轻的媳妇轻声抱怨着：大城市有什么好？俺想买块大毛巾给他垫在身子下都不知道在哪儿买，啥东西都那样贵，一双鞋便宜的还要上百块……

　　对于他们，这是最现实的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抓住些什么呢？对于现状，他们只是承认倒霉，然后就只能用“大难不死”聊以自慰了。父亲的另一位病友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汉子，有一位端庄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儿整天乐呵呵的。春节过后不久，男人受伤的那条腿似乎还不能动，可是就出院了，并且向院方写下“自愿出院，一切后果与医院无关”的声明。我很奇怪，后来得知，那是因为他家里实在是凑不出住院费了。现在每想起那一家三口儿在一起时的那些笑声，便由衷地相信，即便是这样一些轻描淡写的生命里，也有各自的“沷墨重彩”处。

　　时代是个布幔子，对于那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来说，愈是华丽花哨愈是与他们不搭调，也益发衬托了那种苍凉。他们所能尽到的责任也许只是用生命的形式给予这个时代一点启示，至于结果，让力透纸背的生命去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