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的时间,并没有睡意,一大杯浓浓的绿茶足以抵抗明晃晃的太阳带来的疲倦。手在书架上跳跳达达地思考着,最终抽出其中较为瘦小纤细的一本,兰灰色的封面上几行简单的黑色字:琴声如诉 Moderato cantabile 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
是这个女人——所有女“小资”们和女“小知”们的偶像。说实话,我也看过她的几部作品,套用她小说《情人》中那句“比起你当初的美貌,我更爱你现在倍受摧残的容颜”的经典爱情句式来说,比起她的作品我更感兴趣的是她本人,不知这是我的无知,还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不幸——作家的个人生活太丰富多彩了,多少会夺了他们作品的光。
不过,得承认,她是睿智的,能把爱、希望、等待与死亡等等这些理念用缓慢而冷静的笔调地陈列出的,确实不多。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光就交给这“琴声”了。
——“琴谱上写的两个字,你念念看?”钢琴女教师说。
——“Moderato cantabile。”小孩回答。
——老师听小孩这样回答,拿铅笔在琴键上点了一点。小孩一动不动,转过头来仍然看着他的乐谱。
这是小说的开头,日常的对话。场景拉开了,仿佛能看到一个严肃的、戴着有金链的眼镜的女教师正鼓着眼睛考问着一个大脑袋大眼睛小身体的可怜巴巴的男孩儿。接着依然是干巴巴的对话,像一个摄像头对一堂枯燥的钢琴课的忠实记录。没有旁白、没有背景音乐、节奏缓慢,不过与盛夏午后的慵懒很搭调——累了困了,你随时可以把它弃置一旁。
但接着,单调的、催眠曲一样的行文中开始躁动了,急切吵杂的闹声传来,对面的咖啡馆里出了乱子,钢琴课被迫中断——而我的阅读却无法中断了——小孩与母亲来到出事地点,看到一个男人开枪杀死了他的妻子。她是他的爱人,他为什么对她开枪?孩子的母亲安娜——这个滨海城市里的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夫人看到这一惨剧时产生了疑问。于是,她带着这个疑问隔三差五地来到这家咖啡馆,向一位貌似“知情”的蓝眼睛的年轻男人肖万请教,肖万是她丈夫工厂里的一名工人,跟她不属于同一阶层,但她好像对这场以爱的名义发生的谋杀事件太关注了,所以不耻下问。而咖啡馆里的相约,并不全是她问他答,而是他们对杀死自己心爱女人的男人和那个要求自己男人朝自己心上打一枪的女人之间发生的事,共同猜测、相互补充,于是下面的情节像所有通俗故事一样,他爱上她,她似乎也爱上了他。两周后,她吻了他,但两人的爱情也到此为止,她断定自己“不会走到那一步”,男人看着她说:“我真希望您死”,“完了”这是她的回答,然后就走进了夕阳,走进了一天的尽头。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钢琴曲的节奏——Moderato cantabile,中速,如唱歌般的中板。
这是一个为期两周的爱情故事。绝大多数的笔墨是在转述两人的对话。他们好像在谈论谋杀,却不过是借这个题目印证、想象、策划着自己现在的生活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未来。这场谋杀似乎吹起他们心底爱情的号角,让他们蠢蠢欲动却又畏首畏尾。
安娜,作者没有交待她的出身,但显然她不属于婚后丈夫所属的阶层。因为她“根本不懂”儿子的“音阶练习”,且一听到儿子弹琴,“她总是几乎要昏过去”。按照钢琴教师的说法:钢琴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教养问题。所以,安娜无论如何应该被划分在“没教养”的行列了。不过,婚后十年的上层生活让她懂得了逼迫儿子无论如何要把钢琴学习进行到底。安娜的丈夫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出场,但能感到他时时刻刻都站在安娜的背后,一个苍白的、冷静的、不拘言笑、一丝不拘却又礼节周到的中年男人。这是一个生活在秩序下的人物,恐怕连性生活也是严格遵守时间表进行,并按一定的程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包括食物在肠胃的吸收过程都要讲求十全十美,合乎礼仪。秩序与礼仪,在他以及他所在的那个阶层里,是用来体现教养的,大家共同维护并严格遵守才能创造所谓的“美好”。嘴角上的微笑是规定了严格的尺寸的,一丝一毫之差都会玷污这种美好。
“沉默无言已经越来越变得无法克服,什么原因也没有,是什么缘故也不知道”——这是肖万对那对进行死亡游戏的夫妇生活的一种猜测,但这种猜测让安娜“惶惑不安”、“双目紧闭”,无疑,这正是她目前婚姻生活的写照。婚姻最常见的死亡方式不是打闹,而是像这样,无疾而终,或说,死于健康。婚姻中的这种沉默与平静会让人的听觉退化,以至于连自己的心跳都听不到了;或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出现疯狂的幻听。
花园里的木兰花在初春的暗夜里绽放了。安娜把盛大的木兰花别在自己的胸前,浓郁的香气让一度听不到自己心跳的安娜开始出现“幻听”——肖万的话如同魔笛:“我相信,他对准她的心打了一枪,因为她要他这样做。”是对爱情的绝望才让这个女人对爱人发出这样的请求吗?她当时是用怎样的语气请求爱人给她一枪呢?这是怎样一场酣畅淋漓、激荡人心的爱?安娜沉迷于这些猜测。
一个女人请求她的爱人朝自己的心口开上一枪,不管基于什么理由或者发自于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在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看来,都是疯狂的,神经质的,但对安娜来说,却“真想知道为什么这一天竟出现这样美好的愿望”,死亡,成全了她对爱情的一个理想。所以,与其说安娜爱上了肖万,不如说她爱上了那场谋杀。因为正是那场谋杀给她听不到心跳的死寂生活撕开了一个裂缝,给了她提供了一种祭奠爱情死亡的浪漫仪式。
在法国批评家亨利·埃尔看来,安娜与肖万的爱情不是葬送在阶级差别、社会舆论或者孩子身上,而是葬送于安娜这种“只有在死亡中才可以得到绝对的爱情、疯狂的爱情”的理念上。批评家或许是对的。因为虚构和意淫是过度压抑的双生子,何况对安娜这样一个像木兰花一样正在盛开的女人?
安娜最后给了肖万一个吻,然后爱情告终、从此永别。给安娜与肖万安排的这种结局是杜拉的一贯作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那里可以安放爱情——女人心目中的那种爱情。肖万是小说的男主人主,但许多读者和批评家似乎都忽略了他,即使注意他,也只是认为他是安娜婚姻生活的拯救者。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偷窥者,对自己老板的女人觊觎已久——“您那时穿了一件袒胸露背的黑色连衫裙”、“您常常看着到兵工厂上班的这些人”、去年六月,您就站在门前石阶上,面对着花园,迎接我们……在您一半袒露在外的胸前,戴着一朵白木兰花”——他对她的关注不止开始聊天的这几天,可以理解一个美丽优雅的少妇对他的吸引,况且跟自己不是一个阶层的、自己老板的女人,这似乎更增添了一种刺激,他会对她产生欲望,了解她,分享她,但也仅到此。他对安娜的最后请求是“就让我们现在的处境下坚持下去吧”,即把“偷情”进行到底。他的这个请求让安娜清醒过来,她没有再给他一分钟,离开时“忍不住凶野地呼叫起来,‘那不可能’”——是安娜对爱情的绝望,也是杜拉斯对男人的绝望。
小说写于1958年,时值杜拉斯被法国共产党开除三年后,她安排给肖万的身份是一个无产阶级(现在看起来这种有意识的阶级区分的安排有些可笑),我臆测杜拉斯这样分配角色,是表示了她对法国共产党的一种蔑视,对各阶层、各阶级男人的一种“绝望”。绝望,是杜拉斯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词。
绝望挽救了安娜的生活——她将继续沉默地活下去,在沉默中等待死亡。她用了两周的时间,进行了一场心灵上的意淫。或许,几个月后,她就会想谋杀、咖啡馆、男人肖万等等,只不过是她的虚构。还好,她要的就是一种建立在爱情上的悲剧美,比起爱情来,她更醉心于这种悲剧效果。
(《琴声如诉》,Moderato cantabile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